浅论近三十年国外文学汉译特色及展望论文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8-12-29

  一、汉译特色分析。

  近三十年来,在多样多元的文化背景和自由开放的社会形势之下,俄罗斯文学汉译在译介选题、译介趋势、译介版本、译介方式、译介主体以及翻译理念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丰硕而系统的成就,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的鲜明特点,为中俄文学交流做出重要的贡献。

  (一)译介选题多样化。

  随着政治因素对文学译介干预的逐渐减少与文化界和文学界的思想解放,俄罗斯文学翻译在选题内容上愈加开放,愈加自由,愈加多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先锋派、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各种文学流派、不同艺术手法、不同表现方式的文学作品先后被译介到中国文坛,并在相当范围内产生不小的影响。

  1980年代,先前被视为“修正主义文学”的当代俄罗斯文学,重又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恰科夫斯基、斯塔德纽克、邦达列夫、贝科夫、巴克拉诺夫、瓦西里耶夫、阿斯塔菲耶夫、加姆扎托夫、拉斯普京、别洛夫、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叶甫图申科、艾特玛托夫、阿尔布卓夫、罗佐夫、舒克申、万比洛夫等作家,以及过去受冷落、边缘化、被批判、被打击的叶赛宁、帕斯捷尔纳克、布尔加科夫、左琴科、巴别尔等作家作品,先后被译介过来,甚至出现了多个不同版本。八九十年代,最受中国读者欢迎、对中国作家创作有重要影响的作家是吉尔吉斯斯坦的艾特玛托夫,他与海明威、马尔克斯、卡夫卡被认为新时期对中国文学影响最大的四位外国作家之一。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小开本《艾特玛托夫小说集》(上、下册)收录作家早中期的主要作品,其后期代表作《一日长于百年》也于1990年代译介成汉语。这一时期,文学译介对象较多集中于当代俄罗斯文学作品,在近万种俄罗斯文学译作中,当代俄罗斯文学作品约占六七成。究其原因,大致有三:其一,俄罗斯古典文学作品已大多译介为汉语,当代俄罗斯文学则相对陌生令人好奇;其二,同时代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和作家的创作体验,对封闭国门多时的国人具有相当吸引力;其三,苏联当代文学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对民族健康心态的追寻,对杂色生活底蕴的开掘,对改革趋势的深刻揭示,对当代人性的多侧面描摹,契合着彼时彼刻中国文学的精神内核和社会历史的时代话语。

  198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上海译文出版社南北联手,合作“外国文学名着丛书”的出版工作,其中俄罗斯文学名着占据很大比例。为了弥补丛书下限过早(截至一战)的不足,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联袂,编辑出版“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其中包括不少苏联文学作品。自1987年起,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佳作选”小型本丛书,其中第一辑包括《黑桃皇后》、《舞会之后》和《圣诞树与婚礼》。此外,上海译文出版社还单独编辑出版了《苏联文学丛书》、《外国文艺丛书》,其中既有苏联当代文学,又有俄国古典作品,诸如十七卷《托尔斯泰文集》、十二卷《契诃夫文集》、十卷《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四卷《莱蒙托夫文集》、五卷《冈察洛夫文集》、五卷《涅克拉索夫文集》、八卷《奥斯特洛夫斯基文集》。值得关注的是,在出版二十卷《高尔基文集》之外,因政治原因而长期遮蔽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一书也被译介到中国:1998年,朱希渝翻译的该书中译单行本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2010年,余一中和董晓复译的单行本由花城出版社出版。这既让人看到高尔基对文化建设的高瞻远瞩,也让人触摸到高尔基多样而鲜活的形象。这种大规模译介现象和出版行为,对于中国读者补充因1960年代中后期中俄文学交流阻滞造成的封闭无疑大有裨益,充分表现出中国知识界强烈的求知欲和对俄罗斯文学的一贯重视。不过,不加选择地译介二三流作家作品,而置经典作家于不顾,会造成翻译成本的低下和翻译成果的浪费,不利于中国俄罗斯文学翻译的整体发展。

  (二)译介趋势丛书化。

  就整体而言,近三十年来俄罗斯文学的翻译和出版,呈现出比较突出的从书化和规模化的趋势,表现出比较明显多样化和多元化的趋势。俄罗斯文学各个时期、各种流派、不同思潮、各类风格、各种体裁、各种题材的作品,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及时的翻译。在各种单行本大量出版的同时,翻译文学丛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据有关研究者统计,自1978年至20世纪末的二十余年间,不同出版社出版的各类翻译文学丛书近二百种。

  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合作的综合性文学丛书《外国文学名着丛书》,由翻译名家主译,注重翻译质量,颇具学术性和权威性。该丛书从1980年代初即以陆续出版,到2000年已出版作品逾百余种,其中大多数作品均是长销书和畅销书,在读者界享有极大的社会影响和极高的文学声望。上海译文出版社的《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着眼于20世纪外国文学的发展脉络和文学成就,系统地翻译出版了多种名家名作和新人新作,极大促进了中国读者对外国文学发展的了解和文学创作技巧的借鉴。漓江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名着》丛书,以小开本典雅装桢的形式,陆续推出18—20世纪世界各国文学名家名作译本几十种。译林出版社的《译林世界名着》系列丛书,专门组织翻译家对多种世界文学名着进行复译,以较高的译文质量受到读者的普遍认同和青睐。译林出版社的《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着丛书》紧跟世界文坛,翻译推出了一系列雅俗共赏、畅销卖座的作品;该社推出的《世界英雄史诗译丛》首译和新译十几种世界各古老民族的英雄史诗,《伊格尔远征记》即是其中之一,不仅具有不可低估的文学审美价值,而且包含着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除以上几类综合性的翻译文学丛书之外,还有从不同角度选编翻译的各类翻译文学丛书,其中俄罗斯文学几乎都是重要构成部分之一。比如从获奖文学角度编辑翻译的《获诺贝尔奖作家丛书》(漓江出版社)、《世界着名文学奖获得者文库》(工人出版社)等;从文体角度出发出版的翻译文学丛书,诸如《世界神话珍藏文库》(北岳文艺出版社)、《诗苑译丛》(湖南文艺出版社)、《域外诗丛》(漓江出版社)、《外国名家散文丛书》(百花文艺出版社)、《世界散文随笔精品文库》(十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外国文艺理论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此外还有囊括所有文学体裁和文学主体的翻译丛书,诸如《外国畅销小说译丛》、《海外名家诗丛》、《二十世纪外国大诗人丛书》、《世界民间故事丛书》、《现代散文诗名着译丛》、《散文译丛》、《外国游记书丛》、《世界五大洲寓言精选文库》、《世界儿童文学经典》、《世界神话童话传奇系列》、《二十世纪着名随笔译丛》等。

  需要指出的是,翻译文学包含着众多类别,其中均涉及俄罗斯文学的译介。从文学类别角度出发编译的翻译文学丛书,>文秘站-您的专属秘书,中国最强免费!<有《世界长篇小说经典书系》、《外国古典长篇小说选粹》、《外国中篇小说丛书》、《世界短篇小说精华》等;从国别和地区出发编辑成册的翻译文学丛书,有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俄国短篇小说选》、《苏联短篇小说选》,以>

  及《英国/法国/德语国家/日本/东方短篇小说选》等;从地域和国别的角度出版的翻译文学丛书,有作家出版社的《白银时代丛书》等;从性别角度出发编译的翻译文学丛书,有外国女作家的中短篇小说丛书《蓝袜子丛书》(十卷,河北教育出版社)等;从主题、题材等类型学角度出发编译的翻译文学丛书,有《当代外国新潮小说分类精选书系》(14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三)译介版本复译化。

  近三十年来,以世界经典名着为核心的俄罗斯文学,大多出现了与时俱进、更新换代的新译本,由此形成译介版本复译化和多样化现象。诸如汝龙的翻译的《复活》,刘辽逸翻译的《战争与和平》,力岗、查良铮翻译的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均是译者不断修订、重新打磨的佳作。这些久经磨砺的译介佳作,在提升译作质量、忠实原文的同时,也体现出译者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精神。与此同时,有相当数量相似度较高的文学译本,先后出现在20—21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文学译介中。仅以2005年俄罗斯小说为例,《复活》有三个版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有四个版本,《童年》有六个版本,这些数字还不包括原有版本的重印。这种大规模的复译现象,不仅存在于俄罗斯文学译介中,而是存在于整个翻译文学的共有现象:“大规模、大范围的复译现象,成为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翻译文学的一个突出现象之一。其中的是非功过,也引起了读者界的关注和文学翻译界的热烈讨论。”如何理性而客观地评价文学复译现象,无疑是值得密切关注和学理深思的。

  根据不同时代的文化精神和思想状况,文学经典的复译行为并非没有合法性和裨益。着名思想家和哲学家德里达曾经指出:“即便最忠实原作的翻译也是无限地远离原着、无限地区别于原着的。……翻译在一种新的躯体、新的文化中打开了文本的崭新历史。”可以说,翻译是原作在另一个时空中的延伸、衍生和复活,充分体现出跨文化的对话精髓和文学阐释的可能限度。也有学者指出,与时俱进传达时代精神的优秀复译作品,既是一种合法的文学经典的当下阐释和文化建构,也是一种人类的文化积累和传承行为。与此同时,诚如符号学家安贝托?艾柯所言,“说诠释(‘衍义’的基本特征)潜在地是无限的并不意味着诠释没有一个客观的对象,并不意味着它可以像水流一样毫无约束地任意‘蔓延’”。对任何文本的诠释和建构都有一个相对性和有限性,不能超出文本界定的大致范围;否则,过度诠释将导致解读的无限性和建构的任意性,从相对主义和历史主义走向绝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应该承认,大量彼此雷同的译本的推出和传播,会导致文学译本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真正的精品名译会身处迷雾,被莠草遮盖,由此既使作品感染力大打折扣,也部分使翻译者蒙羞受辱。俄罗斯文学名着大量复译版本的不断出现,使中国俄罗斯文学译介出现一种非理性的繁荣景象。虽然众多复译版本中不乏优秀之作,但复制粘贴式粗制滥造的复译作品却会降低读者的阅读期待。这将不仅扰乱中国俄罗斯文学译介的整体事业,而且会破坏文学的译介生态,侵害翻译家的合法权益,其原因与出版社或书商们的利益追逐、图书出版市场利益的分化组合和译者的利益诉求等方面不无一定关联。

  (四)译介方式系统化。

  伴随俄罗斯文学译介在数量上提升和质量上的深入,在共时性的拓展和历时性的跟踪,近三十年来,俄罗斯文学名家名作的翻译逐渐从单行本扩展到选集或全集,从小说和诗歌延伸到书信和随笔,从文学作品拓展至理论着述,由此形成逐渐系统化的总体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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